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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到要搜他的身，感谢等级制度——方便情报官快速拍照。他不加筛选，RYAN计划产生的大量电文和报告，大韩航空007号班机，关于中程导弹协议的只言片语，农产品进口配额，切尔诺贝利遮遮掩掩的报告，全部交给六处。

军情六处守口如瓶，不仅没有向美国盟友透露彼得的存在，连军情五处也不知道。因此彼得不仅要躲克格勃的眼线，还要设法逃脱五处的监视，那些狂热的跟踪者恨不得当场把苏联人抓起来驱逐出境。六处帮他伪造了一份诊断书，证明彼得有胃病，每周都要到医生那里取处方，再去药房买药。情报官会把下次碰头的指令藏在其中一颗胶囊里，上面有微小的隐形墨水标记，在紫外光下才能看见，这很容易，办公室里就有两盏黑光灯。彼得时常抱怨反酸，并且故意把药瓶放在办公桌上，久而久之，它成了彼得办公室里的固定物件，没有人会起疑。讽刺的是，因为日渐积累的焦虑和压力，虚构出来的胃病不久之后就变成了非常真实的疾患，他不得不从药房同时取真的和假的胃药。

彼得许久没有安稳睡过一晚了，要不就彻底合不上眼，要不就莫名惊醒，误以为自己听见了皮靴踢门的砰砰声，公寓里一片寂静。他打开台灯，起来换掉浸透冷汗的睡衣，躺回原处，数着自己的呼吸，等待心跳平复。他想很多事，大使馆，北约，布置在西德的潘兴-II型导弹，热核战争，卢比扬卡监狱。偶尔也想瓦西里，但大多数时候不会，从维也纳回来之后就更不会了。

罗克韦尔和他谈过钱的事，提出给他设一个账户，方便他以后“留在英国”的时候取用。彼得拒绝了，仿佛只要沾到一点点英镑，他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背叛者，他不是普通的背叛者，他是个没有阵营的士兵，要一公尺一公尺地收复克格勃留下的焦土。不过他并没有拒绝考虑终有一日要留在英国的可能性，六处和他一起设计了详细的出逃计划，推演了每一种突发情况，并且敲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。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彼得被绑架回莫斯科的最坏情形，编排出一个需要中情局通力合作的庞大方案。

这些计划一个都没有用上，最后绊住了彼得的，是一个古老的反间诡计。反间处同时将同一块“毒饵”发给所有嫌疑人，不过每个人拿到的信息都稍有不同，比如巴黎站听到的是“7月16日测试弹道导弹”，但伦敦站收到的却是“7月16日测试制导导弹”，假如还有第三个嫌疑人，他或者她获得的信息也许是“7月17日测试导弹”，诸如此类。接下来反间人员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，耳朵贴在地上，聆听远处传来的细微震颤，最后，逮捕那个吞了毒饵的人。

这个方法并不常用，因为它成功的前提是克格勃在敌方情报部门有耳目，而且这个耳目必须身居高位，能够监察情报流进流出。彼得提供的情报恰恰协助军情六处拔除了这些稗草，自从上一次军情五处大规模驱逐间谍以来，克格勃在伦敦就长期处于盲聋状态，不过因为彼得接连不断地将琐碎的假情报发回总部，莫斯科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。英国的花园是安全的。

但美国人的花园不是。

彼得至今不知道K处抛给他的毒饵是哪一块，很可能混在关于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那一批备忘录里。六处和中情局分享了这些消息，在这一小群有幸读到报告的人里，就有克格勃刚刚开始培植的地鼠。这个人一直到1991年才被揪出来，1994年判刑，他的姓名还要再等二十年才会公布给大众，对彼得来说，都太迟了。

克格勃的围猎非常克制，以至于彼得事先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。莫斯科既没有“冻结”外勤，也没有中断和伦敦站的通讯，维持着一切如常的假象。可能是为了试探他，也可能是为了消除他的疑虑，莫斯科命令彼得起草一份冗长的文件，以便回莫斯科参加一场“会议”，彼得按时交了草稿，但总部又临时取消了命令。一周之后，返回莫斯科的命令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，“立即出发”。

从英国去俄罗斯需要在柏林中转，并知会当地联络站。当时，克格勃派驻柏林的最高级别军官就是瓦西里·安德罗索夫上尉，彼得按照正常流程给他打了电话，后者语气轻松，答应办妥一切书面手续，顺便邀请他在柏林多留一晚，“见个面”。

彼得自然把这一切都报告给罗克韦尔，两人都有些疑虑，但又没到警铃大作的程度。这是十月，不是夏天，也不是新年，彼得没有理由回去，近来也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专门开会的事。也许是陷阱，但如果是的话，瓦西里不可能邀请他在柏林多留一天。他们不能确定瓦西里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，可以是放烟幕弹的主策划人，也可能毫不知情，只是想见见彼得。再说，瓦西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他从1988年起就担任克格勃驻东柏林特使。即使是克格勃，钓鱼线也不太可能放那么长。

无论如何，除非立即叛逃，否则彼得不能拒绝返回莫斯科。出于谨慎，又或者出于他自己也没立即发现的敏锐直觉，彼得临走前决定部分启动应急方案，把那份伪造的、写着瓦西里姓名的避难申请放进办公桌抽屉。要是他安全回来，可以偷偷销毁；要是他回不来，那可以用作和瓦西里谈判的筹码。行李里还有一本英国出版的欧洲铁路指南，内附线路图。这本书很常见，出现在一个旅客手里根本不会引人注意。不过彼得的这一本指南，在特定页数有些看似无心涂鸦的铅笔痕迹，标出了一些不起眼的小站，只要彼得能逃往任何一个，用电报发出求救信号，六处就会派人捞回这只漂出去的浮标。

11月6日中午，彼得登上了去柏林的飞机。那是个阴天，太阳早早消失，云层把残余的光线过滤成脏污的灰白色。彼得提着行李穿过寒风阵阵的停机坪，刚钻进航站楼，就有人迎上来，用“奥尔洛夫上尉”来称呼他，自称“迪米特里”，是使馆人员，特地过来接他的，车就在外面。直到此时，彼得还不觉得有什么异常，跟着迪米特里往出口走去。

看见汽车的那一刻，彼得就知道事情不对劲了。还有两个男人等在那里，抓住彼得的手臂，把他塞进后排座位，一左一右把他挤在中间。迪米特里负责开车，迅速穿过灯火初现的西柏林，途中只停了一次，向检查站的士兵出示证件和签证，随后继续开过无人区点缀着铁蒺藜的弯绕小径，驶入东柏林。

审讯地点就是东柏林，总部从来没打算慢慢等他回到莫斯科再动手。迪米特里和那两个沉默寡言的打手拿走了彼得的护照和行李，给他注射了某种药物。记忆在这里陷入断层，彼得觉得自己的意识被倒进一个用毛玻璃做的